來源:趙宇 懶熊體育
3月29日,中國足協終于對外宣布了2023賽季職業聯賽俱樂部準入名單。
上賽季還在中超聯賽打拼的廣州城(原富力)、河北隊沒有通過資質審核,解散將成為最終歸宿。而另外一個讓人扼腕的出局者則是上賽季的中甲冠軍昆山FC,這支原本將升入本賽季中超的江蘇球隊無緣準入。2023賽季的中超聯賽,確定只有16支球隊參賽。
作為中國足球過去10年最具代表的俱樂部,廣州恒大(廣州隊)拿到過8個聯賽冠軍,2個亞冠冠軍,請過里皮、斯科拉里、卡納瓦羅等世界名帥,引入過保利尼奧、高拉特、孔卡、塔利斯卡、吉拉迪諾這樣的大牌外援。可隨著恒大集團財務狀況的不理想,俱樂部雖然沒有解散,但在去年就已降入中甲。
2010年開始投資足球,恒大集團曾以“拯救中國足球”為己任。12年,一個輪回過去后,恒大降級了,中國足球非但沒有被拯救,反倒跌入更深的谷底。
過去10年,解散的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數量不小,已很難用具體的數字進行統計,幾乎每個賽季開始前都會上演同樣的戲碼,最近這三年尤甚。
這些已經解散或即將解散的足球俱樂部的命運幾乎相同——背后的投資公司沒錢了,“只會花錢、不會掙錢”的足球俱樂部,像腫瘤一樣被切除。
縱觀中國足球職業聯賽過去30年的發展歷史,絕大多數俱樂部都處于非良性、非理性的生存狀態中,它有著只屬于自己的、獨特的生死存亡法則,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雷打不動地游走于職業足球發展的正常軌跡之外。
職業足球俱樂部的雛形
早些年,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雛形基本上是各省市參加全運會的隊伍。這些球員出自各省市青訓系統,14、15歲開始組隊。如果全運會足球比賽的參賽年齡段設置為U16、U20,一批球員就可以連續踢兩屆比賽。
為備戰全運會比賽,不少地方足協把球隊注冊成俱樂部,然后找當地企業贊助,申請參加最低級別的中冠聯賽(2018年以前為中乙聯賽)。這樣一來,球隊備戰全運會期間有更多比賽的同時,也寄托了部分人的職業足球夢想。
全運會結束后,也就是這批球員年滿20歲后,他們與球隊一起來到命運的十字路口。如有企業持續贊助支持,球隊可以生存下來,繼續參加職業聯賽。否則在沒有比賽任務的情況下,只能自動解散,隊員們自尋出路,一部分到其他俱樂部踢球,一部分去上學,還有一部分步入社會。
前些年解散的四川力達士和四川安納普爾那基本上都是這種模式。他們的根基是四川省的全運會代表隊,后來通過本地企業贊助留存下來,再后來都因資金不足難逃解散命運。
懶熊體育去年與前國足隊長杜威交流時,他講了這樣的故事:自己20歲前效力于上海有線02代表隊,先踢乙級聯賽,再踢全運會。全運會結束后,隊伍目標沖上甲B聯賽,但沒有成功,贊助商不再投資,球隊解散。
杜威因能力出眾被國家隊主教練米盧相中,把“業余球員”招入國家隊,并帶到韓日世界杯賽場成為中國足球那個年代的一段佳話。
隨著中國足球職業化的不斷發展,近些年也在逐漸擺脫以全運會代表隊為班底組建俱樂部的模式。不少俱樂部通過自己做青訓培養出一批人才,從底層一步步升級,最終實現進入職業聯賽的目標。
不過全運會比賽時,這些俱樂部的優秀球員會被抽調至省市代表隊參賽。比如2011年5月,廣東省足球運動中心與五礦建設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后者出資100萬元人民幣冠名廣東男足青年隊。這支廣東青年隊的球員出自1993-94年齡段,2009年時參加過第11屆全運會,拿到第4名。球隊在獲得贊助的情況下于2011年參加中乙聯賽,并備戰2013年全運會。
球隊的球員分別歸屬于廣州恒大、廣州富力、山東魯能、廣東日之泉、梅縣客家等俱樂部,比較知名的有劉彬彬、常飛亞、廖均健、方鏡淇、楊超聲等。全運會結束后,球隊自動解散,球員需按照合同回到自己此前歸屬的俱樂部。
投資足球的目的和初心
不管是“沒有解散的全運會代表隊”還是一路從底層打拼上來的足球俱樂部,他們在進入職業聯賽后都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比如這次解散的河北隊,它的前身是河北省全運隊,2011年開始征戰乙級聯賽,3年后沖上中甲,得到了河北中基地產集團的投資。
當時正值中國足球金元時代,中基地產集團無法長期穩定地投入,俱樂部2014年曾欠薪數月,瀕臨降級。2015年年初,河北華夏幸福集團將俱樂部收購。這支來自河北石家莊的球隊,因華夏幸福集團最初階段的瘋狂砸錢,在中國足壇掀起陣陣波浪。
所有俱樂部進入職業聯賽后都會面對一個同樣的問題,隨著聯賽級別的提升,最初打江山的球員已無法滿足更大發展的需求,俱樂部需要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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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升一級就要采買一批新的球員。華夏幸福俱樂部從中甲沖上中超后,上賽季陣容幾乎全換,大批原有球員離隊。同樣的情況也曾在廣州恒大隊身上發生。
金元足球時代有高薪誘惑,也有因“能力不足”而隨時下崗的可能。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發展30年,俱樂部股權基本上都是單一結構。只有一家母公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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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興衰決定著俱樂部的存亡。
富力集團2011年入主廣州城俱樂部后,曾請來扎哈維、斯托伊科維奇這樣的大牌外援、外教,獲得過亞冠聯賽參賽資格,但投資12年后卻難逃解散命運。富力集團上賽季就基本放棄了俱樂部,球隊是在廣汽集團、越秀集團和廣州市城投集團共同資助下完成的聯賽任務。
廣州恒大集團持續投資足球時,球隊拿到過兩次亞冠冠軍。恒大集團出現危機后,球隊立刻衰敗,國腳級別球員紛紛離隊,迅速從中超降入中甲。在此期間,廣州隊多次有過解散傳聞,球隊直到本周才正式集中,備戰新賽季中甲聯賽。還有更慘的,實德、權健、錢寶等俱樂部因投資集團負責人出現違法行為被抓,俱樂部沒堅持多久后便宣布解散。
不可否認的是,很多企業投資足球的初心都是對這個項目的尊重與熱愛。但也有一部分企業投資足球的目的不那么純粹,希望通過投資拉近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系,從而獲得更多足球以外的利益。一旦這些“利益”無法滿足,投資足球的熱情就會降至冰點。
有一位地方足協主席去年年底與懶熊體育交流時表示,自己在與一家中甲俱樂部負責人溝通時,對方表示希望能幫忙協調一塊土地,用于搞足球青訓項目。該地方足協主席表示“免費不可能,只能花錢租”。后來此事不了了之,該俱樂部一直醞釀離開目前所在地,但受制于中國足協規定的禁止職業俱樂部異地轉讓規定而未能如愿。
解散之后的一地雞毛
在中國搞職業足球存在一個永遠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入不敷出,有些瘋狂砸錢的俱樂部的收入甚至不及投入的1/100。即便那些小本經營的俱樂部,想要做到收支平衡,也不現實。
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掙錢手段主要包括球員轉會、贊助商、比賽門票、俱樂部周邊產品以及聯賽分紅。中超聯賽分紅最多時一年大約6000萬人民幣,但中甲、中乙聯賽幾乎沒有分紅。
除北、上、廣等大城市在球票、贊助商、周邊產品開發上有還算體面的收入外,其他中小俱樂部在這上面基本掙不到錢。有俱樂部在地方政府和體育管理部門的幫助下得以簽約贊助商,但這只能解決一時之需,不是長久之計。
有些中小俱樂部通過出售球員能掙到比較可觀的轉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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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錢來維持俱樂部運營,這也是職業足球的一種生存模式。但中國的轉會市場并不健全,懶熊體育聽到過這樣的段子:一家中超俱樂部賣給另一家中超俱樂部兩名球員,轉會費采取分批付款的方式支付。后來,部分轉會費拖欠兩年沒能兌現,兩家俱樂部老總甚至為此事在微信上互罵臟話。
疫情反復的這三年,中超聯賽施行賽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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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在門票、贊助商、俱樂部周邊產品上的收入可以忽略,年底分紅從最多時的6000萬元,降到2021賽季1000萬、2022賽季800萬。
操持這樣一個賠錢的買賣,投資公司經濟狀況良好時問題不大,甚至可以依靠砸錢換來幾個冠軍。一旦投資公司經濟狀況不理想,就會垮臺。江蘇蘇寧隊奪得中超聯賽冠軍后便解散一事給中國足球形象帶來了極大負面影響。
2022賽季結束后,武漢長江俱樂部宣布解散,投資方卓爾集團承諾會把之前拖欠的工資分批發放給球員和教練。在大多數職業足球俱樂部“宣布解散的目的就是為了消化債務”的大背景下,武漢長江俱樂部的正常操作卻成了中國足球的稀缺品質。
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全部是脫離于投資方、獨立注冊的有限責任公司,從法律上來講,俱樂部宣布解散后,球員的討薪目標只能是這個“獨立注冊的有限責任公司”。俱樂部宣布解散的同時也意味著不在中國足協繼續注冊,后者不再受理該俱樂部的糾紛。
遼足俱樂部2020年解散時總共拖欠球員工資獎金3866萬,球員們為討薪曾到省體育局門前拉橫幅,但無法解決問題。他們后來選擇勞動仲裁,打贏了官司,卻拿不到錢,原因是俱樂部賬上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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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實體資產——辦公地和訓練基地都是租的,僅剩的辦公用品的價值可以忽略。這種情況在中國足球很常見,不少討薪球員最后發現俱樂部的唯一資產是一輛大巴車。
俱樂部解散后球員拿不到錢在中國足球已是常態。更讓人痛心的是,這不但沒有成為羞恥,反倒被一些足球俱樂部管理者們拿來作為要挾球員的手段。每年審核準入材料時,中國足協都會要求俱樂部提交有球員、教練親筆簽字的“上一年工資獎金已全額發放”的確認表。個別沒有發錢的俱樂部管理者會對不想簽字的球員說:“不簽字的后果就是俱樂部解散。一旦俱樂部解散,你們誰也別想拿到錢。”
推倒重來后把老路再走一遍
過去10年,中國四級職業聯賽解散球隊的數量,已無法統計出確切數字。解散前,投資公司也想過轉讓,但成功案例不多,尤其最近這幾年。
企業之所以不愿意接手足球,一方面是因為當下中國足球形象不佳,其次是因為職業足球俱樂部投入太大,回報太低,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俱樂部的債務和糾紛。
天津天海(天津權健)俱樂部2020年解散前提出過“零轉讓”,但它有10億元債務,這些需要接手方承擔,很多企業因此望而卻步。天海俱樂部當時的債務是在明面上的,而有些俱樂部解散時的債務和糾紛是隱性的。接手時如果不能完全理清,后患無窮。
另外像實德、權健、錢寶俱樂部的投資者都因犯罪被抓,俱樂部的名聲因此受到影響,就更沒有企業愿意接手。
愿意搞足球的企業寧肯白手起家,從最低級別聯賽打起,也不愿意買一個可能有隱性債務或名聲不好的更高級別聯賽的殼。
以今年為例,河北隊退出職業聯賽后,廊坊當地會重新組建起一支新的球隊,這支球隊以年輕球員為主,從最低級別的中冠聯賽打起,其中一部球員來自河北隊的青訓梯隊。廣州城俱樂部解散后,本來有意向收購俱樂部的廣汽集團也采取了相同的模式。
這樣的操作方式在中國足球圈并不新鮮。2022年5月,重慶兩江競技俱樂部解散,重慶足球將中心轉移到了2021年年底組建的重慶銅梁龍俱樂部,該俱樂部以獲得第14屆全運會銀牌的重慶U18全運隊(03年齡段)為班底組建,還引入了2021年解散的北京人和俱樂部的梯隊球員。
又是以全運會隊為班底,又是從低級別聯賽打起,又是人們熟悉的那條路:成立俱樂部、找到投資方、換血、一步步升級、在頂級聯賽站穩腳跟。
這就是一個在不出問題的前提下推演而成的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生存法則。
一旦其中的某個環節有閃失,就將面臨解散風險。即便最后真的到了“在頂級聯賽站穩腳跟”這一步,也隨時可能會因為資金問題而崩盤,就像今天沒有拿到注冊資格的河北、廣州城俱樂部。他們從“成功”走向失敗的原因幾乎相同——投資企業出了問題,足球俱樂部成為負擔,第一時間被拋棄。
職業足球是個消費品,它本該給人帶來更多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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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們這里卻常常讓它變得無比沉重,有著說不盡的苦難。脆弱的中國職業足球就像年久失修的危房,隨時都有承受不住、推倒重來的可能。在這樣的往復循環下,盡頭和解藥在哪呢?,